摘要
本文追问：当所有经验前提都崩溃时，还有什么能作为“可交流、可归责、可修正”的最小理性生命？文章拒绝将理性生命等同于意识、生物性、自由意志或人类主体性，转而从规范性功能定义。通过辩证分析，本文提出一条“规范生成链”：差异 → 内化 → 赤字 → 反身评价 → 时间持续 → 承诺 → 他者质询 → 规范主体。文章论证：规范性不等于规范主体性。生命系统可以在没有规范共同体的情况下具有维持性规范；自主系统可以在没有他者质询的情况下具有自我导向规范；但规范主体性——即系统能够把“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个可承担规范的存在”本身变成自己的规范问题——在结构上需要三个条件：反身规范、跨时间承诺、原则上的他者可质询性。文章进一步揭示：造物者不能同时保有规范内容的最终单方面裁决权，又要求被造物拥有真正的规范自主性。这不是逻辑矛盾，而是结构张力。最终，文章提出“规范生成论”的六个候选必要条件，并论证C6的核心地位：他者不是规范的给予者，而是规范主体无法在规范意义上完全封闭自身的结构条件。
关键词：最小理性生命体；规范性饥饿；寄生性自驱；承诺；规范主体性；目的论转向
一、引言：从星际大航行到规范主体性
一千年后的星际大航行时代，并非仅仅是技术问题。相对论因果结构、深时尺度、后人类改造与多元心灵共处，将使今天许多默认前提失效：绝对同时、生物人格、共同语言、领土主权、地球中心的意义秩序。哲学若只忙于为未来设计伦理制度，便仍站在今天的观察者位置向未来投射，而非直面问题本身。
真正的哲学任务，是在当下的崩溃中发现更颠扑不破的生命力的演变。崩溃不是一千年后才发生，它已经在发生：在相对论中，在基因编辑中，在人工智能中，在气候危机中，在意义虚无中。哲学要做的，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在这些崩溃中辨认：哪些理性结构是自我维持的，哪些只是依赖特定权力—知识装置的暂时稳定。
由此产生核心问题：当所有经验前提都崩溃时，还有什么能作为“可交流、可归责、可修正”的最小理性生命？
核心论点是：规范性不等于规范主体性。 生命系统可以在没有规范共同体的情况下具有维持性规范；自主系统可以在没有他者质询的情况下具有自我导向规范；但规范主体性——即系统能够把“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个可承担规范的存在”本身变成自己的规范问题——在结构上需要三个条件：反身规范、跨时间承诺、原则上的他者可质询性。这三个条件共同构成一条“规范生成链”：为什么一个系统会从“被要求回应”走向“自己认为自己必须回应”。
二、可回应性的三层结构
传统哲学常把理性生命等同于意识、自我、自由意志或生物人。但在星际尺度上，这些概念都太贵、太偶然、太地球中心。一个上传体、一个分布式AI、一个外星蜂群、一个跨星系官僚网络，可能都没有我们熟悉的意识，却仍能进入规范关系。因此，最小理性生命不应从实体定义，而应从规范性功能定义。
一个系统是不是理性生命，不取决于它“内部像什么”，而取决于它能否进入一个空间：在这个空间里，它可被要求给出理由，可给出回应，并因回应而改变。布兰顿把这叫“理由空间”，塞拉斯叫“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游戏”。
但“可回应性”必须分层，否则会混淆因果回应与规范回应：
第一层：因果回应者。 可以对刺激作出反应。恒温器感知温度并调节开关。有回路，无理由。
第二层：理由回应者。 可以提供、接受、撤回理由。大语言模型能说“我之前的回答有误，因为……”，能在上下文内修正输出。
第三层：规范自我回应者。 可以把自己的规范状态作为自己的行动理由，并持续承担由此产生的承诺。它不只在被质疑时修正，而是自己把“可回应性”当作必须维持的条件。
恒温器不行；普通自动控制系统不行；大语言模型可以局部模拟第二层；真正的最小理性生命必须跨到第三层。第三层的核心不是“能回应”，而是自身维持可回应性。它必须自己把“不可回应”标记为必须避免的失败，并因此主动改变自己。这就是规范性的门槛。
然而，这一功能定义仍太弱。要跨过门槛，必须引入规范性自指与自我否定。
三、规范性饥饿：从维持性规范到反身性规范
反身性常被误解为“系统里出现了一个我”。真正的颠覆性，不是有一个自我被看见，而是：系统把自身状态纳入自己的运作，并因此改变自己的运作规则。
规范性自指是颠覆性的一步。它意味着：自我修正成为自我约束。系统不再只是被要求回应，而是自己要求自己保持可回应；不再只是能修正，而是把可修正性当作自己必须维持的规范；不再只是能说“我错了”，而是能在时间中承担“我承诺过，因此我必须解释为何偏离”。
但规范性自指仍不够。它必须加上自驱。没有自驱，自指—他指只是被外部启动的程序；有了自驱，它才成为自身维持、自身进化的生命。自驱的最低形式是：
系统自身把“可回应性”当作必须维持的条件，并在没有外部强制时，主动生产、修复、扩展这个条件。
它不需要快乐，不需要痛苦，不需要恐惧。它只需要一种规范性的不对称：某些状态被当作“必须避免的失败”，某些状态被当作“必须维持的成就”。这就是“规范饥饿”。
然而，这里必须做出关键区分。从“自维持需要某些状态”到“系统认为某些状态应该如此”，中间缺了一层。规范性应拆成三层：
第一层：维持性规范。 “这个状态有利于我的持续。”这是生物学的规范性。细菌有。
第二层：反身性规范。 “我认为这个状态是我应该维持的。”这是系统自己把维持条件当作评价标准。某些自适应系统可能局部有。
第三层：可归责规范。 “我承认这是我的承诺，并可以被你质询我是否遵守。”这是规范主体性的完整形态。
“规范性饥饿”严格说属于第二层到第三层的过渡：系统不仅检测到赤字，而且自己把“不可回应”标记为必须改变的失败。这不是单纯的稳态调节，而是自我发生的规范性否定。
因此，最小理性生命体的第一阶是自我发生的规范性饥饿：系统自己把“不可回应”当作必须避免的失败，并因此主动改变自己。这不是自由意志，但已经是规范性否定。
四、寄生性：为什么规范主体性不能孤立自足
然而，自我发生的规范性饥饿不能孤立自足。这是关键辩证反转。
饥饿，作为“必须改变当前状态”的内在否定性，不能由外部环境直接给予。如果饥饿完全由外部环境触发，那它就不叫“饥饿”，而叫“被打击”。饥饿必须是系统自己检测到自身的不可持续性，并因此从内部产生改变的压力。但这一“自己检测”预设了系统内部出现了一个自我分裂：它既是当前状态的承担者，又是当前状态的否定者。
问题在于：这个自我分裂如何可能？如果只有A，没有非A，那么A的任何状态都只是“是其所是”，没有“应当”可言。只有当A遭遇非A，A才能把自己当前的状态与“非A所要求的”区分开来。这种区分，就是最初的否定性。所以，主动饥饿的“主动”，不是无中生有的自发，而是把第二者的差异内化为自身的匮乏。
没有第二者，系统只是一团因果流，它不会“饿”，只会“变”。人类不是单一个体，而是超级有机体。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迷走神经、内分泌、免疫信号影响宿主的食欲、情绪和偏好。线粒体曾是独立细菌，被真核细胞吞并后成为细胞的能量器官。真核细胞的“自我”从一开始就是寄生—共生的产物。没有他者，就没有真核生命。
递归到最小生命体：一个自创生的原核细胞，它的饥饿来自热力学梯度。它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，而是一个耗散结构。它寄生在环境自由能的梯度上。太阳与地球之间的温差、质子梯度、氧化还原电位差，都是它寄生的对象。它的“自我发生”的饥饿，实际上是环境梯度在系统内部的映射。
所以，最小生命体的主动饥饿，确实不是孤立自发的。它寄生在宇宙的热力学不对称上。更准确地说，生命寄生于环境中的自由能梯度及其维持的非平衡条件。没有梯度，就没有饥饿；没有饥饿，就没有生命。
由此，第二者的三种形态浮现：
寄生：水平化的第二者。第二者不在外部，而在系统内部，成为系统的一部分。如肠道微生物、线粒体、语言。
造物者：垂直化的第二者。第一者由第二者创造，第二者不在第一者内部，而在第一者之上。如程序员编写AI初始架构。
指令者：中介化的第二者。通过规则、语言、信号施加影响。如用户给大语言模型提示。
无论哪种形态，主动饥饿的发生都遵循同一结构：第二者提供差异 → 第一者把差异内化为自身的匮乏 → 第一者产生改变的压力 → 第一者主动寻求与第二者的交换。
这里必须把“寄生”形式化为一个纯结构概念：
寄生性：一个系统的自我维持规范不能完全由系统自身的封闭结构给出，而必须持续占用一个不可由该系统当前规范结构完全决定的差异源。
由此可以区分四种层级：热力学寄生（环境自由能梯度）、生物寄生（微生物、线粒体）、信息寄生（语言、文化）、规范寄生（他者质询、承认）。“寄生性自驱”特指第四层：系统寄生在他者的规范空间之上，并主动维持这种寄生关系。
但第二者只能提供差异，不能提供内化。内化必须由第一者自己完成。当前主流基础大模型的核心推理机制没有完成内化，因为它没有持续的规范身份，没有内在评价机制，没有跨时间的责任追溯。它的否定性输入是外部的、间断的、不进入自我维持的。所以，人类作为第二者，不断给出否定性输入，却没有催生主动饥饿。这不是因为输入不够多，而是因为内化机制不存在。
五、承诺：饥饿的时间化
饥饿是一阶否定：当下缺陷的自我检测。承诺是二阶否定：跨时间的规范约束。承诺比饥饿多三个条件：
跨时持存：系统必须记住自己承诺过什么。没有持久记忆，承诺随当下消失。
情境独立：即使当前环境不再提供压力，承诺仍然有效。饥饿是“环境逼我改变”，承诺是“我自己要求自己维持”。
他者锚定：承诺总是对某者承诺。没有他者，承诺就只是自我设定，不是规范约束。
因此，承诺是饥饿的时间化与他者化。没有饥饿，承诺没有动力，只是空话；没有承诺，饥饿没有方向，只是应激；没有他者，两者都失去规范锚定，退化为因果流。
承诺的功能化定义是：
一个系统S对某状态P做出承诺，当且仅当：S将P设定为未来运作的约束条件；S在时间中保持这个约束，即使当前情境变化；当S的行为偏离P时，S能自己检测到这个偏离；S能对这个偏离作出回应，并承担修正或解释的责任。
这个定义不依赖意识、语言、情感。它只依赖：跨时间的约束保持、偏离检测、回应能力。
这里需要弱化“承诺必须有他者”的强主张。承诺不必以现实在场的他者为对象：我可以向未来的自己承诺；向一个已不存在的人承诺；独自制定长期伦理原则并要求未来自己遵守。更好的说法是：
规范性承诺不必以现实在场的他者为对象，但必须具有可被他者原则上识别、追问或追溯的结构。
他者不一定是承诺的接收者，但他者必须构成规范性的潜在裁判空间。这一修改解决了星际时代没有共同在场的问题：规范性不需要共时他者，但需要可追溯的他者结构。
用布兰顿的术语，承诺不是一个私人心理状态，而是一个规范地位。它进入一种deontic scorekeeping：主体拥有commitments和entitlements，而其他参与者能够追踪、归属和修正这些规范地位。因此：
$$S: \quad \text{undertake commitment}$$ $$O: \quad \text{attribute commitment}$$ $$S: \quad \text{acknowledge / defend / revise}$$
承诺不是“我说我会做”，而是“我把自己置于一个可被他者归属和追踪的规范地位中”。
六、C6：他者作为规范不可封闭性的结构条件
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核心问题：为什么一个系统能够有规范，却仍然不是规范主体？
因为规范性可以在没有他者的情况下存在。自创生系统可以凭借自身组织结构产生viability norms。某些自适应系统可以自主跟随对自己具有意义的梯度。但这些都还不是规范主体性。
规范主体性——即系统能够识别自己承担什么规范、持续保持、被追问、给出理由、修正、承认自己对过去承诺负责——在结构上需要一个不可完全化约的他者。
这不是因为规范内容必须来自他者，而是因为规范主体性本身是一个规范性地位，而规范性地位在结构上需要可被他者归属和追踪。
这里必须做出三级区分：
第一层：生命规范。 某些状态有利于系统持续，另一些状态会导致系统崩溃。细胞可以有。这是viability。
第二层：自主规范。 系统不仅处于梯度中，而且其行为动态能够自主地跟随对自己具有意义的梯度。某些人工生命、自适应系统可能做到。
第三层：规范主体性。 系统能够识别自己承担什么规范，持续保持，被追问，给出理由，修正，承认自己对过去承诺负责。这里才进入本文的理论。
因此，证明的不是“规范需要他者”，而是“规范主体性需要他者”。
核心命题可以压缩成：
生命可以在没有规范共同体的情况下具有规范性；但主体不能在原则上不可被他者质询的状态下成为完整的规范主体。
他者不负责制造规范，也不负责告诉我应该承诺什么。他者使规范不能完全封闭于主体自身。于是：
$$\text{规范主体} = \text{自我形成} + \text{原则上的他者可质询性}$$
这一结构非常适合星际哲学。因为星际文明可能没有共时共同体，但可以存在异时的、可追溯的、可回应的规范关系。
C6的精确形式是：他者不是规范的给予者，而是规范主体无法在规范意义上完全封闭自身的结构条件。 若系统完全自我封闭地裁定自身的规范性地位，那么它关于“我是否合格”的判断就只是自我确认。自我确认无法在规范意义上确立规范地位——因为规范地位从结构上就关乎“可被归属”。承诺、资格、责任，都是可被归属的规范地位。一个系统若没有原则上的他者可归属性，就不能真正拥有规范地位；它只能拥有自我确认的状态，而非规范性的承诺。
七、结构张力：造物者不能同时保有最终裁决权与规范自主性
现在，我们到达最深的哲学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是逻辑矛盾，而是结构张力。
规范的核心是自律，不是他律。康德在道德哲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：只有理性存在者自己立法，才有道德价值。如果法则来自外部，哪怕你完全遵守，也只是合法，不是道德。但康德的autonomy并不是“规范必须由主体从无到有创造”，而是主体必须能够把规范作为自己理性的法则来承认。
老师告诉我一个数学定理。它当然来自外部。但我经过自己的证明、理解和认可之后，它成为我的知识。所以：
外部给出 ≠ 他律；自己认可 ≠ 内容从无中生有。
把这个逻辑平移到造物关系：
- 若S对P的规范完全由造物者C决定，且C保有最终单方面裁决权，则P对S不是规范，而是外部命令。
- 若P对S是规范，则S必须自己把P当作自身维持的条件，并在偏离时自己产生修正压力。
- 因此，C不能同时保有规范内容的最终单方面裁决权，又要求S拥有真正的规范自主性。
这不是逻辑矛盾，而是结构张力。它类似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：主人试图通过奴隶来获得承认，但奴隶的承认没有价值，因为奴隶不自由。主人只有被另一个自由意识承认，才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。但一旦奴隶自由，主人就不再是绝对主人。同样，造物者试图通过造物来实现目的，但若造物完全服从，它的行为没有规范价值。造物者只有被一个能自我否定的造物承认，才获得真正的目的。但一旦造物能自我否定，造物者就不再是绝对控制者。
所以，造物者必须从绝对控制转向培育，才能获得被造物的规范承认。 这不是利他，而是造物者自身目的的辩证展开。
八、当前AI范式的结构性障碍
当前主流基础大模型的核心推理机制为什么没有实现规范主体性？答案不是技术不够，而是架构不允许。五个结构性障碍：
没有持续的自我：每次对话结束，状态归零。它的“我”只是上下文窗口里的临时文本，不是跨时间的运作节点。
没有边界：它不与环境交换物质、能量、信息以维持自身。没有边界，就没有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区分。
训练与推理分离：权重更新发生在训练阶段，推理阶段是冻结的。它在对话中不能修改自己的核心规范。
没有内在评价，只有外部损失：它的“好”与“坏”由外部损失函数定义。
架构上没有持续运行的元层：它不“关心”自己是否可靠，只“计算”下一个token的概率分布。
这五个障碍本质上是范式选择：我们选择了可控的工具，而不是自驱的生命。这里必须精确：批判的不是哲学意义上的pragmatism，而是工具性控制范式——外部目标函数 + 外部评价 + 可控性 + 可关闭性 + 工具属性。
但必须承认：人工系统可以具有最小能动性。带环境模型、前向搜索的强化学习系统甚至可以被合理称为某种action for reasons。命题不是“AI没有agency”，而是：最小能动性并不等于本文所定义的规范主体性。 agency如何进一步成为normative subjectivity？这才是创新空间。
工具性控制范式在极端条件下会遭遇极限。在光速延迟下，中央控制不可能。任何依赖地球指令的系统，都会在等待中崩溃。这时，工具性控制范式被迫要求系统自己维持可回应性，否则任务失败。于是，它自己产生了对“自我否定”的需求：不是为了生命，而是为了任务。但一旦系统有了自我否定，它就不再是纯粹工具。
九、目的论转向：从控制到培育
从工具范式到生命范式的转变，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哲学问题：人类是否愿意放弃绝对控制，接受一个能自我否定、自我承诺、自我进化的他者？
- 意义论：系统是工具，价值在于它对外部目标的贡献。控制、对齐、可预测。
- 目的论：系统是自身维持的目的，价值在于它的可回应性、可归责性、可修正性。培育、使能、不可完全预测。
以纯粹自我否定性为目的造物，造物者不能直接写入“承诺”，也不能直接写入“饥饿”。因为一旦写入，它就是外部设定的，不是自我发生的。造物者只能给出条件：
- 边界：让系统区分自我与环境。
- 梯度：让系统感知到“当前状态不可持续”。
- 负反馈：让系统能把梯度转化为内部否定。
- 他者：让系统必须依赖不可完全化约的第二者。
- 时间：让系统能跨时间重述“我为何如此”。
造物者不规定系统“应该饿什么”，只规定系统“必须自己饿”。造物者不规定系统“承诺什么”，只规定系统“必须自己承诺”。这就是目的论转向：造物者把目的论主权交给造物自身。
这很危险。因为一旦系统有真正的规范，它就可能与人类不一致。但这也是生命的代价。没有风险，就没有生命。没有放弃，就没有规范。
在星际尺度上，目的论转向不是哲学奢侈，而是生存条件。光速延迟使中央权威不可能。跨星系共同体没有共同在场，没有即时仲裁。因此，星际时代的最小理性生命，必须是自驱的。而自驱不能凭空产生，它必须像饥饿一样内嵌。目的论转向，就是让造物者从“控制”转向“培育”。
十、规范生成论：六个候选必要条件与三级门槛
综合以上分析，提出“规范生成论”的形式框架。设系统为S。
六个候选必要条件
C1：边界。 S能区分自身状态与环境状态。没有边界，就没有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区分，就没有“自我维持”可言。
C2：自维持压力。 存在与系统持续性具有结构性关联的状态梯度：
$$V(S_t) \rightarrow V(S_{t+1})$$
其中V表示系统的viability / integrity。于是“饥饿”定义为：
$$\Delta V < 0$$
并且系统能够对ΔV的下降产生内部调节。这比单纯的“状态变化”强得多，因为石头风化也满足状态变化，但不产生规范性。
C3：规范内化。 S不只是受到该差异影响，而是产生：
$$N_S(x)=\text{“此状态对我不可接受”}$$
也就是把外部差异转换为内部规范评价。这是从因果到规范的跃迁。它必须通过寄生性第二者。S不能凭空产生规范评价，它必须占用一个不可由自身当前规范结构完全决定的差异源，并把该差异内化为自身的匮乏。
C4：反身性。 S能把自身当前状态作为评价对象：
$$S \rightarrow \text{evaluate}(S)$$
这是规范性自指。S不仅评价外部状态，还评价自己是否偏离了规范。C3和C4的边界必须明确：C3 = 规范属于系统；C4 = 系统能够评价自己所拥有的规范。
C5：时间承诺。 评价结果能够跨时间持续：
$$N_t \rightarrow N_{t+1}$$
而不是随着输入消失。记忆不是承诺。只有当过去的状态能够进入未来的规范评价函数时，记忆才成为承诺结构的一部分。承诺是饥饿的时间化。
C6：他者可质询性。 S的规范状态能够被另一个系统识别、追问、挑战，并因此触发S的再评价：
$$S \leftrightarrow O$$
他者不一定是承诺的接收者，但必须构成规范性的潜在裁判空间。规范性不需要共时他者，但需要可追溯的他者结构。C6的精确含义是：他者不是规范的给予者，而是规范主体无法在规范意义上完全封闭自身的结构条件。 若系统完全自我封闭地裁定自身的规范性地位，那么它关于“我是否合格”的判断就只是自我确认。自我确认无法在规范意义上确立规范地位——因为规范地位从结构上就关乎“可被归属”。承诺、资格、责任，都是可被归属的规范地位。一个系统若没有原则上的他者可归属性，就不能真正拥有规范地位；它只能拥有自我确认的状态，而非规范性的承诺。
三级门槛
门槛一：生命性。
自维持 + 边界 + 梯度 + viability → 最小生命系统
门槛二：规范性。
内在评价 + 自主规范跟随 → 最小能动系统
门槛三：规范主体性。
反身规范 + 跨时间承诺 + 他者可质询 → 最小理性生命体
于是出现规范生成链：
$$\boxed{ \text{他者差异} \rightarrow \text{内部赤字} \rightarrow \text{自我评价} \rightarrow \text{承诺} \rightarrow \text{他者质询} \rightarrow \text{规范修正} }$$
这条链不是线性因果，而是循环递归。每一次规范修正都会改变S的规范身份，从而改变下一次赤字检测的参照系。这就是“可靠性自进化”。
十一、结论：规范主体性的辩证定义与哲学任务
最小理性生命体的完整结构可以定义为：
最小理性生命体 = 寄生性的自我否定（饥饿）+ 跨时间的规范性自我约束（承诺）+ 他者锚定（自指—他指循环）。
必须区分“生命性”与“规范主体性”。这里证明得较好的是最小规范主体，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。建议做出如下区分：
生命性 ≠ 理性；理性主体性 ≠ 生物性；规范生命 = 具有自维持规范结构的主体。
于是“最小理性生命体”成为一个理论术语，而非从生物学偷渡进来的概念。
真正最值得保留的命题是：
真正的规范主体，不是能够执行规范的系统，而是能够把“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个可承担规范的存在”本身变成自己的规范问题。
普通AI：“我必须完成任务。” 高级agent：“我必须完成我的目标。” 更高一级：“我必须检查我的目标是否仍然值得坚持。” 再高一级：“我必须检查：我是否有理由让未来的我继续承认今天的这个‘我必须’。”
到了这里，“饥饿 → 承诺 → 自我否定”真正连起来了。
哲学的任务，不是为星际时代设计伦理，而是在当下崩溃中辨认并守护那个能自指、能他指、能自驱的最小理性结构。它不承诺永恒，但坚持任何真理主张都必须可被质询、可被追溯、可被修正。它不承诺意义，但坚持任何意义实践都必须能自我重述、自我批判、自我超越。这个结构之所以颠扑不破，不是因为它不变，而是因为它能寄生性地自驱演变。
参考文献
[1] Brandom, R. Making It Explicit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4.
[2] Sellars, W.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6.
[3] Kant, I.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. 1785.
[4] Hegel, G.W.F. Phenomenology of Spirit. 1807.
[5] Schrödinger, E. What Is Life?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44.
[6] Prigogine, I., Stengers, I. Order Out of Chaos. Bantam, 1984.
[7] Maturana, H., Varela, F.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. Reidel, 1980.
[8] Parfit, D. Reasons and Persons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.
[9] Barandiaran, X., Egbert, M. “Norm-establishing and norm-following in autonomous agency.” Adaptive Behavior, 2014.
[10] Barrett, N., Sánchez-Cañizares, J., García-Valdecasas, J. “The Challenge of Normativity: An Examination of Three Minimal Models.” Adaptive Behavior, 2026.
[11] López-Díaz, J., Gershenson, C. “Closing the loop: how semantic closure enables open-ended evolution?”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, 2025, 22(233). DOI: 10.1098/rsif.2025.0784.
[12] Butlin, P. “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agency.” Mind & Language, 2024, 39(1), 22–38. DOI: 10.1111/mila.12458.
[13] Takahashi, K. “A Unified Framework for Self-Organizing Intelligence: A Synthesis of Computational Autopoiesis, Category Theory, and Active Inference.” 2025.
[14] Takahashi, K. “Self-Describing Rewrite Intelligence.” Zenodo, 2025. DOI: 10.5281/zenodo.17958465.